北京时间4月10日，前英超裁判格雷厄姆-斯科特在The Athletic更新了个人专栏，深入谈到了VAR给裁判带来的巨大压力和痛苦。他表示，VAR系统根本不适用于当前目的，裁判们和球迷一样讨厌它。漫长的回放检查让人感到窒息，仿佛四面墙壁在合拢，这不仅破坏了足球的自发性和欢乐，也让裁判身心俱疲。斯科特坦言，裁判们更希望融入背景，让球员成为场上的主角。
格雷厄姆-斯科特在英超联赛担任裁判长达十年之久，2025年他选择退役，重新回归自己此前的记者职业。在其裁判生涯中，他曾担任过超过100次视频助理裁判，对于裁判在赛场之上和视频回放室内的具体工作方式、操作逻辑，有着旁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见解和深刻体会。
皮球被捅进了远门柱内的网窝，客队球迷顿时疯狂庆祝。一场冷门似乎正在酝酿，他们支持的球队有望奔向温布利，去参加近四十年来的第一场足总杯半决赛。
就在欢庆还在继续的时候，我却坐在136英里之外——西伦敦一间电视演播室昏暗的角落里，心里害怕着最糟糕的结果。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我在这次进攻过程中发现了三个可能的犯规动作，而且我知道，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不得不被判罚，我都会被当作扫兴的坏人。
第一次传中时存在一个可能的越位，接下来如果球被蹭到下一阶段，又出现了第二个越位嫌疑，之后还要确认考文垂城队的前锋是否是用手臂打进的。
我在逐一核查这些环节的时候，感觉像是四面墙壁在向我逼近，黑暗越来越浓，嘴巴越来越干，心跳也越来越快。
在球场上当裁判的二十年里，我从未感受到担任视频助理裁判时的那种压力。我如今不再是凭借一个实时角度的画面做一次判断，而是要把脸凑到离两个屏幕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屏幕上正同时播放着五个不同角度的回放，我还可以选择全速、半速甚至四分之一速度来反复观看。
在VAR刚推出时，裁判们曾考虑不使用慢动作画面和定格画面，但他们知道媒体会利用这些画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尤其是当它们暗示裁判犯了错误的时候。
在那场特定的杯赛中，三次检查花了将近四分钟。这并非一些球迷让你相信的那样，是拼命想找个理由把进球吹掉，而是在寻求真相。
时间拖得越久，我越能听到双方球队沮丧的球迷对我耗时太长表达愤怒。球员们围住主裁判，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现他和场上以及球场里的其他人一样，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越位判罚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得出结果，因为英超俱乐部对一致性的追求意味着VAR必须经历一个既费时又痛苦的过程。
“清晰明显”的门槛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大多数越位是事实问题，而非意见问题，而且没有捷径可走。如果一个VAR只看了一眼每个角度就退出检查，后来却发现另一个角度证明他错了，那就会有大麻烦。
半自动越位技术的引入并没有带来太大改变，因为依然需要遵循一套操作流程，这套流程花的时间可能比进球庆祝还要长，并且会在看台上引发疑虑。
而且，正如我们在上赛季伯恩茅斯足总杯比赛中那场长达七分钟的核查，以及本赛季纽卡斯尔联队联赛杯比赛中类似的长时间延误中所发现的那样，新系统在拥挤的禁区里并非总是有效——在禁区内，关于谁在什么时间触球，常常存在疑问。
最终，在考文垂对阵狼队在莫利纽克斯球场的进球过去三分多钟后，我确认了进球有效。那一刻的感觉像是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一个欢乐而自发的瞬间被一个急于寻找理由制造痛苦的书呆子给毁了。
但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的了。裁判也是人，他们能感受到这个根本不适用于目的的视频回放系统所带来的痛苦。
我们不会因为一名球员的额头、膝盖骨或大脚趾在进攻过程中越位了那么一点点而判进球无效，并从中获得任何快感。我们讨厌站在场边又冷又湿，而同事却在对一次时机不佳的铲球或潜在点球进行法医般的细致分析。
当然，当一次严重的错误被纠正时，我们会感到宽慰，因为我们没有人愿意为这样的不公负责——尤其是当它影响比赛结果的时候。
但是，英超的任何一位裁判，或者日益增多的专职视频助理裁判，都没有人乐于扮演扫兴者的角色。不管有些人怎么想，我们心里都清楚，比赛的主角不是我们。我们衡量成功的所有指标，本质上都是对负面指标的正面表述：避免犯错，不引起关注，把头埋低、不惹是非。
我们更愿意退居幕后，让球员成为明星，希望自己执法的比赛能平平静静、没有争议地结束。
在对阵曼联的半决赛中，考文垂从0-3落后扳成3-3平，加时赛最后一分钟一个可能制胜的进球被当场判为有效。然而，视频回放发现，他们的一名球员在进攻过程中以最微小的差距越位了。
不可避免的是，视频助理裁判再次被当成了反派，但真正应该被指责的是越位规则本身以及它的应用方式。
为了追求更高准确性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尤其是对那些花钱买票进场、创造了英超联赛能够超越竞争对手的赛场氛围的球迷来说。
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技术，那么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球场内的球迷也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向他们展示整个核查流程，就像其他一些运动项目已经成功做到的那样。
最终的结果仍然会引起争议，但至少球场里的每个人——包括裁判在内——都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